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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集中营苦难史内地面世 作者:翻译简单出版难

十多年前,当美国专栏作家安妮·阿普尔鲍姆开始为写作《古拉格:一部历史》搜集材料的时候,她总是反复做一个相同的噩梦:在索洛维茨基群岛—苏联劳教营旧址—的某个修道院里,她反反复复地爬着木制钟楼的楼梯,时不时还要跨越、踩踏一具具尸体。“这个梦我做了很多次。”安妮·阿普尔鲍姆回忆说,“这也是我生命里至今唯一反复做的同一个噩梦。”

上世纪20年代,通过火车,囚犯被源源不断地放逐到西伯利亚的劳工矫正营区(古拉格)。 CFP供图

上世纪20年代,通过火车,囚犯被源源不断地放逐到西伯利亚的劳工矫正营区(古拉格)。 CFP供图

《古拉格:一部历史》在2003年出版后引来了各界关注,迅速被认为是一部人们期待已久的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2004年,安妮·阿普尔鲍姆凭借“翔实的资料、纪录片式地出色再现了斯大林掌握的苏联恐怖机器的可怕”而获得了当年的普利策奖、达夫·库珀奖,并入围了美国国家图书馆、《洛杉矶时报》图书奖以及塞缪尔·约翰逊奖。

(图:苏联斯大林时期,押送到古拉格的囚犯。 FOTOE 供图)

(图:苏联斯大林时期,押送到古拉格的囚犯。 FOTOE 供图)

十年的等待之后,《古拉格:一部历史》终于被引入中国内地,以700多页的“鸿篇”无删节版本面世。经由她的助手玛丽安·朱莉·齐纳德博士的帮助,时代周报记者联系到了如今已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菲利普·罗曼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的阿普尔鲍姆,在谈论《古拉格:一部历史》中文版漫长的出版过程时,这位一直活跃于媒体圈的教授调侃道:“我知道这本书在中国出版花了很长的时间,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难道是它太难翻译了吗?”

“20世纪最大恶行的标准史书”

在具有批判传统的西方,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在问世之初就获得了几乎一致的正面评价。《纽约客》的书评认为,《古拉格:一部历史》与《古拉格群岛》的关系,就如同记叙特洛伊战争的史书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一样,而《经济学人》杂志则认为阿普尔鲍姆的这部著作绝不逊于甚至超过索尔仁尼琴的三卷本纪实,并称之为“20世纪最大恶行的标准史书”。
“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铁丝网里面的生活与铁丝网外面的生活之间的区别与其说是本质上的,不如说是程度上的不同。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古拉格经常被说成苏联社会制度的典型体现。即使是在劳改营的俚语中,谈到铁丝网外面的世界时也不是说‘自由社会’,而是说‘大监狱’,它更大,没有劳改营的‘小监狱’那么要命,但是并不更人道—肯定不会更人道。”
“为何在公众的印象里,苏联和纳粹政权会被截然不同地对待?”是阿普尔鲍姆在开篇导言里阐释写作《古拉格:一部历史》重要性而提出的疑问。“当我走在查理大桥,那是刚刚恢复民主制度不久的布拉格的一处景点。沿着大桥有一些旧货摊可以买到苏联的军用物品:军帽、奖章、绶带饰物和小别针,还有曾被苏联小学生别在制服上的锡制列宁和勃列日涅夫像章。购买苏联军用品的大部分是美国人和西欧人。所有人都会对佩戴卐字勋章的想法深恶痛绝,可是没有人对T恤衫或者帽子上的锤子镰刀图案表示反感……教训再清楚不过了:当一次大屠杀的象征令我们充满恐惧时,另一次大屠杀的象征却让我们微笑面对。”
明智的是,阿普尔鲍姆在书的主体部分避免徘徊在比较两个集权恐怖系统哪个比较糟糕的淤泥里,而转向了对古拉格—关押了成百上千万政治犯和刑事犯的集中营—完全纪实性的描述。从它在俄国革命中的起源,到斯大林治下的扩张,再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瓦解。阿普尔鲍姆再现了劳改营生活的本质,并且将其与苏联的宏观历史联系起来。当然她还是坚持认为,“在更深的层面上,这两个系统是相关的”。
当然,阿普尔鲍姆并非最早揭露古拉格罪行的人。更为著名的索尔仁尼琴早在1973年便出版了《古拉格群岛》,迅速引起了西方社会的轰动,也成了苏联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苏联当局1974年剥夺索尔仁尼琴的国籍,并将其强行驱逐到欧洲,与《古拉格群岛》出版关系极大。1982年,中国首次出版了53万字版本的《古拉格群岛》,距该书法文初版只有9年,比后来在俄罗斯首次公开出版还早了7年。
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相较于《古拉格群岛》的优势,或许早在1973年,索尔仁尼琴就已给出了答案。在《古拉格群岛》出版之际,索尔仁尼琴便自认为只是“受委托处理晚近的一些故事和书信的代理人”,还没有致力于全面揭露“古拉格”的历史及其各个主要方面。“我不敢放肆去撰写古拉格群岛的历史:我没有机会阅读文献,但什么时候谁又会有机会呢?”
运用了大量回忆录文献,深入挖掘苏联历史档案写成的《古拉格:一部历史》,倒在最大程度上支持了索尔仁尼琴的中心论点:古拉格并非斯大林主义对列宁社会主义概念的过度汲取而偶然产生。正是在列宁的领导下,第一座劳教营建立,大批犯人被处决。他为他的继任者留下了功能完善的警察体制国家。
究竟有多少人受害于古拉格集中营,至今依然是一个基于猜测的问题。在《古拉格:一部历史》里,阿普尔鲍姆引用的数据是“在1929至1953年间,1800万苏联公民在劳改营和移民定居点里待过”(第635页);“把各种数字加在一起,苏联被强制劳动者的总数达到2870万人”(第637页);其中,死去的人数为“2749163人”(第639页);“在1934-1953年间,因政治原因被处决的人数为786098人”(第639页)。
“从新的苏维埃国家刚刚成立那时起,人们就将因为他们属于某一类人而非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被判刑。很多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被关押在集中营之中,不是因为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的出身、家庭、身份和亲人属于另类。”阿普尔鲍姆在书中对“人民的敌人”有着触目惊心的表述,“人民的敌人不仅是那些从事破坏活动的人,而且还有那些对党的路线的正确性表示怀疑的人。因此,‘敌人’可以是由于某种原因反对斯大林统治的任何人,即使他没有公开表示要这样做。”
“从数字上,苏维埃体制杀人的数量肯定比纳粹要多,部分原因显然是它存在的时间更长。纳粹的经验是很短,极端残酷的12年,而苏联的存在或多或少持续了整个20世纪。”阿普尔鲍姆说。

  “社会并不关心过去的罪行?”

有别于前文大规模的历史叙述,阿普尔鲍姆在《古拉格:一部历史》最后一篇,最终还是引向了俄罗斯的当下。
“1998年初秋,我乘船横渡白海。船上两对俄罗斯夫妇对我非常感兴趣,他们想知道我为什么会说俄语,我觉得俄罗斯怎么样,它与美国有什么不同。可是当我告诉他们我正在俄罗斯做的事情—探访索洛维茨基群岛,参考集中营遗址—其中一位男士立刻翻了脸。”阿普尔鲍姆对时代周报记者又一次讲起这个故事,“这位男士反问我,你们外国人为什么只对我国历史上的丑恶感兴趣?为什么要写古拉格?为什么不写写我们的成就?我们是第一个把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他说的我们,是已经消亡的苏联。而他的妻子也向我开火:我们有失业、有犯罪,为什么你不写写我们的现实问题,而要写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
另一对夫妇保持了沉默。“后来我在俄罗斯各地旅游,我一次又一次遇到对我课题表现出来的类似态度,那不关你事和那不重要是人们普遍做出的反应,而沉默也是最常见的反应。”阿普尔鲍姆随后将矛头指向了官方的态度,“实际上在俄罗斯,关于苏联时期的谋杀、屠杀或劳改营,没有举行过面向公众的事实真相发布会,没有召开过议会听证会,没有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官方调查。”
阿普尔鲍姆分析认为,大多数俄罗斯人把他们的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应对俄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转型上面。“俄罗斯人对古拉格历史不感兴趣的原因有很多:他们很忙,他们的生活很艰苦,这是个悲伤而又沉痛的话题—俄罗斯平反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就直截了当地谈过这个问题:社会并不关心过去的罪行,因为太多人参与其中。苏维埃制度使其数以百万计的公民同流合污受到牵连。尽管自愿参与者不在少数,但另一些体面正派的人们同样被迫做过可怕的事情……”
但这并非俄罗斯有关“古拉格”的公共讨论缺失的最主要原因。阿普尔鲍姆直接举出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一名前克格勃特工的例子—他得意地自称为契卡人员—道出了最重要的原因是古拉格危及了“仍然统治着国家的那些人的权力和威信”。这种一针见血的分析,或许成为《古拉格:一部历史》最初并未能在俄罗斯大规模出版的主要原因。
但这并不影响这本书所具有的非凡意义:或许,《古拉格:一部历史》最让人震惊的不是阿普尔鲍姆对古拉格所有的残酷的描述,而是当她即将结束这本书时,以镇定却悲观的口吻写道—
写作本书并不像陈词滥调常说的那样,“为的是使这种事不再发生。”写作本书是因为,几乎可以肯定,这种事情还会再次发生。极权主义哲学曾经对成百上千万人产生过—而且还将继续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正如汉娜·阿伦特曾指出的那样,消灭“目标敌人”仍然是许多独裁政府的主要目的。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为什么—因此,关于古拉格历史的每一个故事、每一部回忆录、每一份文件都是这个谜题的一部分,都是对它的一种解释。没有它们,终有一天我们将在醒来之后发现,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

 “新一代俄罗斯人未能从书本上了解古拉格”

安妮·阿普尔鲍姆 Anne Applebaum
1986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87年马歇尔奖学金获得者。2002年-2006年期间为《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和编辑部成员。曾担任伦敦《旁观者》杂志国外编辑、《经济学人》杂志驻华沙记者、网络杂志《石板》及一些英国报纸的专栏作家。作品还发表在《纽约书评》、《外交季刊》、《华尔街日报》及许多其他报纸刊物上。她的著作还有《东方与西方之间:跨越欧洲的中间地带》,2012年新书《铁幕》也入选多个“年度十大好书”榜单。
本报记者 赵妍 实习生 许婉蓉 发自上海
时代周报:什么原因促使你写《古拉格:一部历史》?
阿普尔鲍姆:1988年,我以记者的身份移居波兰,并在那里居住了几年。而正是在那生活的几年里,我有幸见证了一次历史性的巨变:1989年,大部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以和平演变的方式而瓦解。与此同时,我在此期间游历了中欧以及苏联的许多国家,特别是波罗的海诸国和乌克兰,也因此遇到了许多本人或是其父母曾经在古拉格集中营生活过的人。我开始思考,为何我会对他们的历史知之甚少?也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期,俄罗斯政府开始向研究者开放苏联档案。我意识到,我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讲述这个故事:不仅仅是根据回忆录,更可以依据档案。这是我决定写作《古拉格:一部历史》的最初想法。
时代周报: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着手这个研究?写这本书总共花了多长时间?采访了多少古拉格的受难者?你怎样找到他们的?
阿普尔鲍姆:我从1998年开始写这本书,总共花了五年的时间。在这五年里,我大概采访了40位当事人,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被我写进了书里。我找到他们是通过各种渠道,比如向古拉格亲历者机构的成员、朋友,特别是纪念馆求助—致力于呈现斯大林主义历史的俄罗斯机构。与此同时,我也到苏联档案馆查阅资料,阅读了许多回忆录以及其他关于这方面的书籍。
时代周报:作为一个美国人,为什么你这么关注这段连大多数俄罗斯人都不再关心的历史?我在中文版的《古拉格:一部历史》的封面看到了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的推荐词,但这本书的作者却是一个美国人。我觉得有一些讽刺。
阿普尔鲍姆:事实上,我倒是觉得,人们写作其他国家的历史是很正常的事情。写作维希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傀儡政府)最好的历史学家是一个美国人,关于波兰最好的历史学家是一个威尔士人。有些时候,正因为是一个外国人,你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视角,也会更加客观。
时代周报:不过,你在《古拉格:一部历史》的最后,还是分析了俄罗斯人对古拉格历史的冷漠。
阿普尔鲍姆:对,正如我在这本书的后记里写到的,俄罗斯人对古拉格历史不感兴趣的原因有很多:他们很忙,他们的生活很艰苦,这是个悲伤而又沉痛的话题。
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新一代的俄罗斯年轻人并未从书本上了解到古拉格。斯大林施行的暴力统治如今被视为国耻。俄罗斯人回望过往并非为了吸取教训,而是寻找可以让他们骄傲的东西。所以,虽然谈论古拉格并非违法或被禁止,它也不是很受欢迎的。
时代周报: 《古拉格:一部历史》赢得了很多奖项,包括普利策奖和达夫·库珀奖,同时也获得了广泛的肯定。但我在想,有没有一些批评的声音,尤其是来自不同阵营的?
阿普尔鲍姆:早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些左派知识分子不喜欢它,认为它太“反共”,并且仍然有一些来自俄罗斯或者西方的苏联辩护者出于意识形态或者民族主义的原因,也表示不喜欢。但像这样反对的声音现在越来越少了。当然这本书的初版是有一些小问题的,但现在大部分都已经被修正了。
时代周报:这本书后来引起广泛轰动,俄罗斯人是怎样评价它的?
阿普尔鲍姆:这本书确实是在俄罗斯出版了,但只是很小很小的发行量,几百本吧,而且出版商是一个很小的机构,并不是大型的出版机构。所以我并不确定有多少人真正读过。那些读过的人—包括一些非常好的俄罗斯历史学家告诉我,这本书是对他们自己的历史一次受益的、客观的审视,他们很欣赏。当然,这本书计划将在俄罗斯再版,扩大发行量,也许那时会有更大的反响。
时代周报:但这还是与索尔仁尼琴最初无法在自己的国家出版《古拉格群岛》的情况不太一样了。
阿普尔鲍姆:对,索尔仁尼琴的书在苏联是被禁止出版的,但在俄罗斯是合法的。所以是的,一些东西已经改变了。
时代周报:2012年你推出了后续的《铁幕—镇压东欧,1944-1956》,这本书主要写了什么?
阿普尔鲍姆:这本书主要写的是“二战”后头十年同一台机器对东欧的残酷镇压与殖民化。战争结束前,苏联为东欧共产党人设立的训练营中就已“磨刀霍霍”,以便可以派遣可靠的特工在每个“解放”的国家建立和控制秘密警察部队。我描述了那些特工如何掌握那个时代最有力的大众传媒工具—所有的电台广播。他们以惊人速度对所有的独立机构—从青年团体、福利机构到学校、教堂和敌对党派—进行骚扰和迫害,最终加以取缔。就这样,数百万德国人、波兰人、乌克兰人和匈牙利人被无情地赶出他们古老的家园。数百万人被认定为敌对分子,遭到毒打、监禁或被拉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在斯大林的妄想中,甚至连完全操控人们的经济和文化生活还不够。为了形成完整的恐怖感,他甚至对每个卫星政权的共产党领导人进行清洗,谴责他们叛国,让他们游街示众,当众做出耻辱的忏悔。
从历史上看,有些政权渴望全面控制,不仅要控制国家机关,而且还有人性本身。我们应该研究极权主义是如何运作的,因为我们无法肯定,移动电话、互联网和卫星照片在其他地方会不会最终沦为实行控制的工具。
时代周报: 《铁幕—镇压东欧,1944-1956》是否有机会也在中国大陆出版?
阿普尔鲍姆:我非常希望、也期待这本书能够与中国的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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