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中国文化译出的典范

黄忠廉 1965年生于湖北兴山，教授，博导，黑龙江大学翻译科学研究院院长，黑龙江省“龙江学者”特聘教授，陕西省“百人计划”教授。学术兴趣为翻译学、汉译语言和汉外对比。主持国家社科项目3项，部级6项，7次获国家省部级科研奖励，出版学术著译作23部，主编三套丛书，210篇文章刊于国内外报刊。

 

演讲人：黄忠廉

时间：4月8日

地点：宁波大学科技学院

同为翻译家，提起严复，国人几乎人人知晓；说起林语堂，国人所知不一定胜过国外。说怪也不怪，严复是文化译入的典范，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是文化译入大国，文化译出弱国，身为文化译出高手的林语堂鲜为人知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中国文化由输入向输出转型的当口，在中国文化要真正走出去且要融进去的当代，堪称文化译出典范的林语堂，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都值得学习和仿效。

译介之功可垂后世

林译功在千秋，他改变和丰富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迄今为止，任何译家对英语世界的影响都难以超越林语堂。

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译出千载难得，并非妄言，在世界翻译史上也堪称一奇：译作和外语创作多于母语创作；汉译英超过英译汉；译作与创作无法分清，三个方面多有名作或畅销之作可传后世。林语堂译创生涯总体上可分三期：

1925－1934年为第一期，林氏在上海办杂志，编教材，用英语为报刊写评论，从事英汉互译。英译汉有：罗素夫人之《女子与知识》（1928年）、萧伯纳之《卖花女》（1929年）、布兰地司之《易卜生评传及其情书》等；汉译英不多，有Letters of Chinese Amazon and War-Time Essays（《女兵自传和战时随笔》1930年）。

1935－1966年为第二期，林氏在国内，主要是在美国出版了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吾民》）、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生活的艺术》）、The Wisdom of Confucius（《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Edited and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Lin Yutang（《老子的智慧》）等30余部英语或翻译作品，数量多，质量高，其英译效应更是无人企及。譬如，1937年出版的《生活的艺术》在美国高居畅销书榜首长达52周，是1938年全美最畅销图书，译成十几国文字，掀起了“林语堂热”，成为欧美人的枕边书；该书重印40余次，以致《纽约时报》载文说：“读完这本书之后，令我想跑到唐人街，遇见一个中国人便向他深鞠躬。”《孔子的智慧》1938年出版后也畅销不衰。193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Moment in Peking（《京华烟云》），让他跻身于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1966－1976年为第三期，林氏定居台湾，主要是用中文写作，编词典，如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Usage（《当代汉英词典》）。

林译功在千秋，他改变和丰富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迄今为止，任何译家对英语世界的影响都难以超越林语堂。他曾被列为20世纪世界智慧人物之一，以至于美国前总统布什1989年访问东亚之前还读林语堂的作品，说明林语堂一直在影响欧美人的“中国观”。

　　独特的双语童子功

20岁以前林语堂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胜过中国文化，直到30岁执教北大才知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

林语堂幼时打过蒙学底子，青少年时代受过西学中高等教育。

1895年10月，林语堂生于福建漳州龙溪县农民牧师家庭，家里基督教与儒教并行不悖，中西合璧。6岁前受父亲蒙学教育，启蒙读物是儒学经典，如《四书》、《五经》、《声律启蒙》、《幼学琼林》等。林语堂算是有了一些蒙学底子，但也只是感性的背功。6岁时林语堂未入私塾，却入了村办教会小学，10岁就读厦门教会学校，13岁入厦门寻源书院读中学。17岁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在此学得更悦耳更道地的英语；校藏五千余册书被他阅遍。西洋生活进而是西洋文明对他具有潜移默化之效，更是一种理性的系统熏陶。

自幼就浸染于西方文化，11年西式教育，英语的自然习得与课堂学得的系统教育使林语堂对英语以及西方文化的感悟之深甚于汉语，却一度荒废了汉语及中国文化功底。诚如《林语堂自传》所言，20岁以前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胜过中国文化，直到30岁执教北大才知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这是那个时代教会的教育特色，却成就了林语堂独特的英语童子功：英语至少与汉语平分秋色，在理性认知和系统把握上甚至超过汉语。

　　终身脚踏中西文化

平等比较是中西文化理解、沟通、借鉴的基础，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这一过程重铸了作为文化人的林语堂，使他成为通识中西之一人。

林语堂从小就生活在中西文化交融中，终身与二者打交道，或学，或教，或比较，或偏爱，或回望，须臾不曾放下，直到终老香港。

　　（一）三次弥补中国文化

1916年大学毕业，林语堂被聘为清华大学英语教师，到了清华才发现：“因为我上教会学校，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弄得仅仅半通……我当时就那样投身到中国的文化中心北平，你想象我的窘态吧。”于是，开始了漫长的中国文化补课历程，这是第一次受冲击甚至是刺激的补课：读《红楼梦》，逛北京琉璃厂，与博学的书店老板攀谈，恶补中国文学和文化，其欧化的语言得以涤清，文笔得以温润。这是第一次补课，补于教学之余，可归为感性层次的知识弥补。

1919年秋，林语堂留学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师从白璧德学比较文学，因学费告缺，第二年转学收费较低的欧洲，先法国，后德国，最后入定莱比锡大学主攻语言学。该校中国研究室中文藏书相当丰富，林语堂如饥似渴，深入阅读《汉学师承记》、《皇清经解》等，同时训练了考、释等问学方法。这是第二次补课，补于留学之余，可归为学理层次的深度弥补。

1923年林语堂获博士学位回国，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1927年3月赴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9月任中央研究院英文编辑，兼任国际出版品交换处处长，从事的仍是文化交流，同时编英语教材，写文章，先后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这期间弥补中国文化则更为便利，涉及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中西文化比较与汇通更显成功，办刊、撰文、著书、编教材等，都曾轰动一时。这是第三次补课，补于工作、生活以及社会活动，他由文化补课走向文化创造与传播。

林语堂中国文化的三次补课，前两次是恶补，第三次则是渐补，这种闲逸式、研究式和生活式补习相继而为，无形中都在比较中西文化，奠定了他从译和沟通中西的基础。

　　（二）推崇西化

因接受了西方朴实的观念，林语堂一生都在追求独立的人格与品格。与当时许多海归派一样，林语堂回国后参与了新文化运动，成了鲁迅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同样关注国民性改造，著有《论中外之国民性》等文，属于鲁迅主导的《语丝》派。回国之初，林语堂算是彻底的欧化主义者，主张全盘西化，欲废传统向西学，要欧化中国人，认为中国的生活方式、制度等均应仿效欧美，甚至认为汉族是败类，可见其西化程度之深。

　　（三）平视互补

西化一段时间后，林语堂与鲁迅等激进派渐行渐远，因成长环境特殊也未入保守派，却走上了独善其身的中间路。这种人格中间取向，导致文化中立。本来，游学西方可开人视野，最终要养成一种国际观。从西化的极端回身向中时，他首先从小孩、守时、人情、老人、图书馆、丧礼等40多个方面比较了中西文化，认为西优于中，用西方对比思考中国，他处处不满，要向西方学习；反之，感悟西方，他也失望，认为西方又该学习中国。平等比较是中西文化理解、沟通、借鉴的基础，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这一过程重铸了作为文化人的林语堂，使他成为通识中西之一人。

　　（四）文化回归

其实，中西文化的平视过程始于他赴美之前，1934年他曾忏悔回国后所做之文患有哈佛病，声调太高，这是他在比较之中或之后对中国文化的重识，更多的是精神上对中国的认同和融合，直至把庄子、苏东坡等先哲视为隔代知音，以至于到美国写出了《苏东坡传》。这表明他开始重识母语文化。经过比较，受西方文化参照，林语堂对中国文化体悟更真切，历久弥新。

常言道：距离产生美。有人说，只有离国才爱国。1936年离京赴美，回望故国，他参悟出中国文化的智与美，称之为“我之重新发现祖国”。这一回望不打紧，中西文化从平视转向了西消中涨。有一次在牛津讲演，他喻东方文明如美女，胜过西洋美女玛丽亚。最典型的是这样一件文化大事：因著《大地》而获诺贝尔奖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在中国虽然生活了40年，并译过《水浒传》，可她仍然邀请林语堂向西方译介中国，看好的正是他的英语水平和对中西文化的了解。林语堂果不负望，《吾国吾民》1935年在美国一面世，就引起轰动，其成功之处在于纠正了西方的偏见，消除了误解，写出了中国文化的精髓与灵魂。

　　半生普及中国文化

林语堂觉得用语深奥，论辩枯燥，会失去读者，于是推倒重来，换用一套话语，以风可吟、云可看、雨可听、雪可赏、月可弄、山可观、水可玩、石可鉴之类细腻动人的东方情调去观照竞争残酷、节奏飞快的西方现代生活。

对中国文化的回归决定了林语堂后半生。1936年赴美之前，林语堂就是塑造通俗文化的高手，为国人引入了西方幽默文化；赴美之后他主要为西方普及中国经典文化。林语堂八十寿诞，曾虚白赠他白话立轴，上书：“谢谢你把渊深的中国文化通俗化了介绍给世界。”

　　（一）合时宜的文化选择

1936年应赛珍珠之邀举家迁居美国，此时的美国深感工业化文明的高节奏和高强度，人沦为机器的奴隶，精神贫乏。留学欧美的林语堂深知中西文化与时代的差异，知道此时此地的需求，可谓是内知国情，外知欧美。他要选取与其不同的文化，让欧美人看到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与其不同的精神世界，让他们看到东方生活的艺术。概言之，林语堂对中国文化及海外传播定位清晰：大众化、具体化和形象化。

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林语堂既不全盘否定，也不热力吹捧，而是扬弃，批其害，扬其利。这种一分为二、清醒的译者让西方人感到中立客观，因此获得了读者的信任。去粗取精，多元整合，而不是全盘输入西方世界，这更能为读者所接受，使西方文化更加多元化。

远离政治派别的林语堂这时可以横比中西，立于文化的高度去审视欧美文化，甄别中国文化。他不是简单地面对和诠释一时一地或一国，而是采取超然的文化态度去研究、思考、讨论中国文化，在古今中西对比中传达中国人的生活观，让欧美读者发现自己生活之所缺，中国文化精髓便清泉般汩汩地注入他们的精神家园。为此，1946年威斯康辛贝鲁艾特大学校长授予林语堂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致辞称其为“非官方的中国文化大使”，其影响至今无人可比。林语堂赋中国文化以新质新态，空间上遥远的东方生活唤醒了欧美人心灵上久违了的理想。这种顺应时代更顺应精神的文化选择，恰到好处地进入了欧美的阅读视界，中国文化的译介对他们来说是一次精神救赎，得其认同，才可真正入其文化。

　　（二）极有效的转化变通

任何翻译都会面对两对矛盾：一是原作与译语接受者之间的矛盾，属于大矛盾；二是原作内容与译语形式之间的矛盾，属于小矛盾。乐黛云说：“在中国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林语堂这样把中国文化这么有效地推向西方。”林语堂有效推介中国文化，关键就在于他非常巧妙地解决了上述两对矛盾。概言之，林译之作才是真正的译且作，林译“不但须注意其说什么并且须注意怎么说法”，具体表现为：巧妙转化，灵活变通。

第一种译且作的方式就是全译，林语堂巧妙地转化了汉典内容与英语形式之间的小矛盾。所谓全译，即完整性的翻译，指译者用译语转化原语信息以求风格极似的翻译行为。林语堂英译时深得中国经典之奥旨，传达了汉典简洁灵性的文风，比如译《道德经》，他用自由诗体英译，行文流水，晓畅自然。如：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韦译：No disaster greater than not to be content with what one has.No presage of evil greater than that man should be wanting to get more.Truly：“He who has once known the contentment that comes simply through being content will never again be otherwise than contented.”

林译：There is no greater curse than the lack of contentment.

No greater sin than the desire for possession.

Therefore he who is contented with contentment shall be always content.

韦译即英国翻译家韦利的译文，其英译形义相合，一字不落，还用了许多文字解释了内容，看似忠实，实有累赘，尤其是“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的英译无比啰嗦絮叨，失却原文凝练的风格，而且创造性不足，与原文相比，读之如同嚼蜡。林译借鉴且超越了韦译，容量仅占韦译的一半，且用了自由诗体，更便于阅读；他译得简明，传达了古汉语之简洁，更彰显了道家哲学思想之深邃。林译之简明得之于原文，更得于他深晓《道德经》的精髓。

林氏全译水平之高，当属一流，但奇怪的是，其全译影响远不及“英语创作”。有人说林语堂完全具备文学翻译的能力与条件，但他把主要精力投给了写作而非翻译。话不尽然，连他也未必认清了自己，比如他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其实他中年时期一直在做“翻译”，却非全译，而是变译，即一种对原作进行大量增、减、编、述、缩、并、改、仿的变通式翻译！知父莫如女，同为翻译家的林语堂次女林太乙曾说“事实上，在他的英文作品中，如《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中国画论》等书中，有许多篇为中译英作品。”林氏写作实为变译，包括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写、阐译、改译、译评和仿作等。

林语堂的确是翻译高手，全译之化，变译之变，他会通二者，化于所当化，变于所当变，收放自如。变与化，仅此二者在汉译英中至今无人出其右。不过林氏践行的变译却被自己或他人以“用英语写作中国文化”掩盖了！回眸历史，不难发现林氏变译是一种极有效的文化传播方式，尤其可给当下以启迪。他原创不多，却在追求严复那样的“达旨”，这种用英语变译中国文化的行为贯穿于其多数畅销之作。

以《吾国与吾民》的变译为例。他“著”《吾国与吾民》，实为综述。全书译介了中国生活艺术的方方面面。全书十四章，写享乐者八章，涉及观山、玩水、吟风、看云、听雨、赏雪、弄月、养花、蓄鸟、品茗、鉴石、酒令等。庄子幽默独立，孟子崇尚性善，老子清静无为，子思信守中庸，陶渊明热爱人生，不一而足，均集于《谁最会享受人生》一章。其余各章林语堂则选自蔡襄之《茶录》、许次舒之《茶疏》、田艺衡之《煮泉小品》、李渔之《闲情偶》、沈复之《浮生六记》、蒋坦之《秋镫琐记》、袁枚之《瓶史》、张潮之《幽梦影》、屠隆之《冥寥子游》。书中专辟一章写妇女的生活、本质和社会价值等，林氏据《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编译成《杜十娘》，据中国唐宋传奇故事编译《英译重编传奇小说》，对各故事加以阐释和转述。

以《老子的智慧》的变译为例。他以《道德经》为蓝本，对其解构，重构新篇；各篇循着主（老子）辅（庄子）两条线展开对话，以“庄”释“老”。如《论常道》一章，林氏用自由诗体译出《道德经》，用《庄子》内篇、外篇和杂篇之《知北游》、《齐物论》、《德充符》、《大宗师》、《庚桑楚》等章节的内容分别阐释“道不可名、不可言、不可谈”、“有与无”、“道与心灵的合一”、“道法自然”和“众妙之门”的内涵，语篇上诗与散文相对，八十一章的《道德经》变译达三百余页，俨然庄老会谈，儒道对话。

以《孔子的智慧》的变译为例。林语堂并非全译《论语》，除选译司马迁《孔子世家》外，从《四书》《五经》等典籍里择取儒学之论，共设九章，其中七章取自《礼记》，一章取自《孟子》，另一章《孔子格言》摘自《论语》。《孔子的智慧》精当博约，生动活泼，可谓是儒家学说之集大成，仅借孔子代儒家而已。

以《中国传奇》的变译为例。书中写狄氏起初不爱某男，却因他是爱国学生运动领袖而投其怀抱，这一故事原文所无，完全是添写，算是林语堂的创作。同样采用译写的还有《中国画论》，林语堂译出中国史上著名的画论，再加以诠释，写出自己对儒道精神，对表现派美学的认同。

　　（三）怡大众的雅俗共赏

译作能新人耳目得有两个要素：一是内容的异国情调，二是形式的陌生化。林氏英译承载着中国文化，无论全译还是变译，浓郁的中国气息扑面而来。思精文简而又空灵的异样感觉，为西方文化注入了一股清风。

内容上以《道德经》为例。《道德经》19世纪传入欧洲，译本甚多，仅次于《圣经》。可是林语堂由《道德经》等原作变译而成的《老子的智慧》照样成功，且有超胜之势。原因何在？原作属哲学，用词抽象，“道、一、有、无、精、气、无为、不争、虚无、清净”等玄妙高深，所反映的宇宙观、认识观、方法论等独成体系，有别于西方哲学概念体系，西方译者也常辞不达意。且看聪明通达的林语堂，他完全不孜孜于一字不漏的全译，而是融中国文化诸多元素，做成一盘三鲜或什锦，给欧美读者以丰富的养分。面对厚积薄发、博而返约的佳作谁又能拒绝呢？这样的变译在中国读者看来可能觉得浅且简，缺少学理深度，可我们面对的是外国读者，人家要的是快餐，科普作品，我们又何必去一味追求高深呢？一字不漏地全译过多过深过难，有时译犹不译，效果适得其反。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文化走出去要的正是林语堂的这种功力，透析中西文化而作出内容取舍的功力！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得失之间要讲点哲学，大舍大得，小舍小得，不舍不得。建国以来我国外宣的种种不成功正说明我们缺少林氏的文化选择眼光。

林语堂文化译出举重若轻的心态与手法也表现在文风上。林译总的特点是通畅易懂，少用“行语”，中等文化的读者都能看懂，这也是他探索的结果。1936年他“做”《生活的艺术》，端起学者的架子，要给西方以高头讲章，且对西方现代物质文化多有批评。写到260页，他觉得用语深奥，论辩枯燥，会失去读者，于是推倒重来，换用一套话语，以风可吟、云可看、雨可听、雪可赏、月可弄、山可观、水可玩、石可鉴之类细腻动人的东方情调去观照竞争残酷、节奏飞快的西方现代生活，于是文风一变，空灵动人。他避用哲学概念，弃用政治口号，身为正统文化的代言人，他当然要引俗入雅，降雅为俗，将雅俗融合，写出了无学究气、智慧而快乐的生活哲学。

文化只有变得亲和才叫人亲近。由前可知，林氏英译语言清新自然，有别于美国本土作家，正如泰戈尔作品汉译曾给中土带来清风一样。林语堂太熟悉域外读者的阅读心理和习惯了，为中国文化选择了合适的表达方式。因其通俗，仿佛娓娓道来吐肺腑之言，所以林译之作简约含蓄，清新淡雅，自然给欧美读者以亲切感，拉近了中国智慧与读者的距离，仿佛三五朋友对面相坐聊家常，围着壁炉品咖啡。这种文风，还可例证：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The Tao that can be told of

Is not the Absolute Tao；

The Names that can be given

Are not Absolute Names；

The Nameless is the origin of Hea-

ven and Earth；

The Named is the Mother of All Things.（The Wisdom of Laotse）

中国典籍经他译笔一转，便稀释化成了自然浅白的文字，赋古典文化以现代表达。这种语言、这种包装在西方妇孺可受，恰如青年学者杨柳所道破：“林语堂对文化的改造和文化的传播运用的是”温和的颠覆”手段，这种”糖衣的策略”比”休克”疗法更具潜移默化的认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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