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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翻经典译本的老账

年初,一套涵盖19位西方经典作家的名著新译本,由一位译者 “一条龙”通吃,甫一登场就扯起“最优秀、最权威、最经典”的广告。一向擅在出版市场上翻江倒海的路金波,刚祭出这招,就激起身后的滔天浊浪。

这项号称“李继宏版名著”的重译计划,才执行了不到1/4,就先后遭遇了“水军刷评分”的指控,和集体“打一星”的抵制。李继宏翻译的《小王子》等书的豆瓣评分,也很快从起初的9点几分,坐过山车般直掉到3点几分。

翻译界因此陷入的一片扰攘,再次把外国文学翻译的话题,几乎是周期性地翻腾到大众视线里。其实,有关翻译质量的争论,近几年里每隔一阵就要爆发一次。从村上春树的林少华和赖明珠译本之争,到对巫宁坤名译《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质疑,甚至曾被视为“定本”的王道乾《情人》译本、和杨绛《堂吉诃德》译本,也没少被“挑刺”。

在豆瓣等聚集着文学读者的平台上,外国文学作品的评论几乎有一半多是冲着翻译去的。两种常见的形式:掐头去尾地抓出译文节选,进行版本比较;或者纠住译本“硬伤”示众,虽然读者间往往争不出个一致意见,但一本书的口碑足以因此扫地。

相比翻译质量的争议未定,是外界对当下文学翻译环境的早有定论。萎缩的文学出版市场、走低的翻译报酬,似乎加强了这样的先入之见:经典译本难再现。而读者热衷的版本比较,也只有翻过去经典译本的老账,来树立当下翻译的标杆。

读者视野所集中的经典译本,不外乎人文社、译文社、译林社自上世纪80年代后重新包装出版的三套外国文学经典译丛(人文社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译文社的《译文名著文库》和译林的《经典译林》)。据《南都周刊》统计,选入三套译丛的有近300部作品(重合率近七成),而参与其事的主要翻译家共76位(一人担纲两部以上的作品翻译)。

老译者们分布于三个时代:其一是成长于“五四”前后的一批译著大家,如冯至、李健吾等;其二是抗战时期接受高等教育的一批译者,尤以西南联大的“九叶派”闻名;其三是“文革”前毕业的一批大学生,其中又以北大西语系占到了半壁江山。这钟对老译者的代际分期,也得到了译文社“译文名著文库”现任责编冯涛和重新包装人文社“企鹅经典”系列的99读书人编辑彭伦的认同。

这些跨度近一个世纪的译本,在“经典化”的漫长过程中,有何共通之处?它们是否能为判别新的经典译本,提供参考的标准?

日磨千字已成奢侈

读者津津乐道的经典译本,从杨绛的《堂吉诃德》到傅雷的巴尔扎克,像是结胎在译者腹中的生灵,它们的艰难降生,在读者口中传成了一再被重述的传奇。

傅雷直到“文革”不堪受辱自缢前一刻,还在回复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信里,自辞对几经修订的巴尔扎克译本未能尽责。而杨绛在“文革”后十年里,又对《堂吉诃德》进行了反复打磨,心有戚戚地寄望后来者“能读一读最新修订本”。

而当下出版界,李继宏这样“日译一万字”固然是个特例,但像傅雷等前辈译家那样日磨千字,也早成了公认难以企及的奢侈。彭伦道出它部分地受制于外因: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后,新购得版权的图书一般会依约规定,出版周期不超过18个月。近年引进的新晋诺奖桂冠作家如多丽丝·莱辛、赫塔·米勒等,作品大规模集中出版均属此情况。

翻译的提速,成了势所必然。但提速,是否必然导致翻译质量的下降?

如今被奉为经典的译本多出自人文社和译文版外国文学经典译丛,这两套书都可溯源至上世纪50年代开始筹划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指定了钱钟书、卞之琳、冯至、罗念生等领衔的专家小组,圈定书目与译者。这份如今看来名家云集的名单,当日却也逃不过傅雷的一句苛评,谓这批“数一数二之书,落于不三不四之手”。

在它们漫长的翻译出版周期中,历经反右、“文革”的政治运动,大部分译文要挨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以俗称“网格本”的形式与普通读者见面。

译稿在译者手里一压七八年乃至十几年的例子,几乎成了这些老译本的通例。杨绛在“文革”前期开始动手的《堂吉诃德》,“文革”后从红卫兵小将手里发还时,“好像一口气断了”,直到1976年才译出;而傅惟慈翻译的曼兄弟(托马斯·曼与亨利希·曼)的作品,在箱底死死压了十多年。

在艰难时世里,这些译稿揣在身边,成了译者从窒闷的社会里,扒开缝隙透透气的一副私人护符。傅惟慈回忆,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家族》翻到一半时,“大跃进”来了。旁人对这“精神污染”唯恐避之不及,他只有同屋一个研究老舍的德国老头可以交流,“我给他讲两句老舍,他给我就托马斯·曼答疑解惑”。

翻译的进程就这样被耽搁了下来,而这套以西方文学古典为主、也选入了“气味腐朽的资产阶级二十世纪现代文学”代表作,和运动浪潮愈演愈烈的外部环境显得格格不入。

当时还是个毛头小伙的荣如德,受命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接到这个“十分反动”的任务,他对这部“大毒草”心存犹疑,直到最后一刻才赶工交稿。以至三十多年过去,他还是不喜欢自己的这部翻译“代表作”。在他印象里,这批书目,“到最后(上世纪八十年代放开外国文学出版之前)也就出了一半多点,好多译稿估计是搁浅了。”

荣如德做了一辈子翻译“个体户”,晚年才和德语、法语翻译名家钱春绮一样,被上海市文史馆接收入编制名单。他如今忆起,翻译稿费也从那时起走向滑坡,“‘文革’后稿费分四个等级,千字7块、9块、11块、13块,当时资历最深的满涛(果戈理译者),也不过拿13块的稿费,比1949年前砍掉了一半还不止。十多人合译一本的赶工式翻译,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意译”与“直译”之争

这套经典译本的弥足珍贵,因而也在那个审美价值单一的年代凸显了出来。北岛等生长于上世纪六七十年的作家事后忆述中,屡有提及经典译本对现代汉语写作的影响不可估量,冲击着年青一代的阅读体验。

西语中大量定语后置、主谓缺省等句法,为中文所不常见,这些可称之为“翻译体”的发明,给现代汉语带来了不同往昔的效果。作家阿城有言,“翻译体可以接受,但翻译腔不可接受”。

在这模糊的界定之下,则隐伏着翻译界长久以来纠缠打旋的潜流,即所谓“意译”与“直译”之争。翻译界对此一现象另有一番估量,用法国文学研究专家、同时兼作翻译的郑克鲁的话说,“一些国外二流的作品,因为好翻译,反而在国内认知度更高,比方罗曼·罗兰的家喻户晓,受惠于傅雷译的《约翰·可利斯朵夫》;杜拉斯的火,大半要归功于王道乾译的《情人》。”

提倡“直译”乃至“硬译”者,多师宗鲁迅,在白话文脱胎文言的早期,他就提出“翻译的目的之一,是要丰富汉语的表达和汉语文学创作”。而被奉为“意译”范例的傅雷,高悬起“译当求神似而非形似”的标准,经后辈翻译者的发挥,被凝缩成“译应像写”的原则。

“傅译”因而也成了一派之宗。但这种“直译”方式,已远非民国初年译家林纾完全迁就汉语习惯的“译写”。周克希就注意到,傅雷晚期对译本的校订,更多是从“贴近”原文的角度求传神。傅雷所讲究的“化”,也和他所从事的多是十九世纪文学翻译有关,对于尚未经过维多利亚时期语言净化的文字,他甚至不惜以红楼体来熔炼文句、以求对原文去芜存精。

而在当年写给译界后生的信中,傅雷就已经注意到,现代主义文学对风格的借重,更需要一种翻译的忠实。“越到近代,像Gide(纪德)之流,甚至再早一点的Anatole France(法朗士),你不在原文上体会,译文一定像artificial(人工的)一样,而风格的传达,除了句法之外,就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传达”。

傅雷为能传达法语中的长句不走味,而又不让中文读来别扭,曾长期揣摩老舍的文字,“因为老舍是国内唯一能用长句而仍不失为中文的作家。”杨必翻译萨克雷的《名利场》,则直接仿照《红楼梦》,形成一层细密婉转的文风。

在更晚近的作品中,面对语言运用最突破常规之最的作家如乔伊斯、福克纳,译者也常借用气质相近的中文著作来对付。萧乾、文洁若夫妇在翻译《尤利西斯》时,在翻到最后一章莫利的独白时,专门研读了《肉蒲团》;李文俊翻译带着浓重美国南部腔的福克纳,则庆幸在《世界文学》任编辑时的积累,那时常接到五湖四海的译稿,要辨读里面夹杂的各种乡音,给了他一只灵敏的耳朵。

步入晚境的傅惟慈、周克希,都表示“现在读译文少了,除了看原文,偶尔读点中文原作。”在翻译普鲁斯特时,周克希不忘日读汪曾祺、孙犁等一派文字峻洁的中文作家,保持对中文的语感。在他看来,从老一辈的杨绛、傅雷以降,对原文风格的把握讲究的是个“翻译度”的问题,而好的翻译,要以准确传递原作的感觉为准绳。

翻着翻着就成了专家

如今,1949年前接受教育的老一辈译者大多已过世,而在“文革”前接受大学教育的译者也逐渐停下了手中的译笔,这也意味着大多数读者所认定的“名译”也都进入了历史的行列。

专注于某一作者的翻译,几乎是名著名译的共通之处,也使得傅雷与巴尔扎克、汝龙与契诃夫,草婴与托尔斯泰,在中文读者视界里几乎成了一一对应的名字。而这批老翻译家中,如傅雷、汝龙那样专职做翻译“个体户”的情况,至此已罕有后继者;而以翻译与创作相长如冯至、穆旦这样的个例,也长时间淡出了读者的视野。

即便在那个经典译本频出的年代,当日也多有“奉命之作”,惟个中的遗憾,不足为外人道。荣如德受命翻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无缘他的心头好萨克雷;赵萝蕤以亨利·詹姆斯为博士研究课题,却阴差阳错地接了翻译惠特曼的活。在编辑冯涛看来,“这样的事,在文学翻译还是一种国家行为的时代,是不可避免的。”

周克希从六十岁开始,才溯本清源,专注于翻译与自己气质相和的普鲁斯特。他记得译界前辈给他的教益,“方平先生对我说,翻译就像下围棋,最先下的那几个子,意在占势。此时我已经七七八八译了几本书,听他这样一说,立时顿悟。可惜的是,为时晚了一些。”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放开外国文学的出版,各个出版社纷纷上马自己的“名著新译”。由于1949年后外语人才培训体制向个别的几所学校集中,北大西语系(尤其是小语种)在解放后的第一代毕业生,成了出版社编辑们眼中的香饽饽。

同门师兄弟、甚至一个班上的同学,开译一部经典的不同版本,也成了这个时期别有的一番景致。同为北大俄语系1957级的臧仲伦、冯南江(笔名江南),都重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分别供稿译林社和人文社;而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有了法语系1963级的施康强、李玉民、陈筱卿三个版本。

在这股“重译风”中也出现了一批名译本,比如郭宏安译加缪被引为经典,而他本人正是毕生致力加缪研究的专家;吕同六翻译的路伊吉·皮兰德娄影响了国内的实验话剧,而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即以皮兰德娄为研究课题。

与郭宏安等同为北大西语系在“文革”前毕业的校友,郑克鲁明言,“老的那批译本把西方古典文学的经典介绍得差不多了,但当时的译本很少有一个合格的译序或者跋,这跟部分老译者有心翻译、无力研究有关。后来我们这批人多注意在翻译基础上做一点研究,或者为搞研究做一点翻译。”

如今出版社在组织翻译现代文学经典时,挑选译者时更倾向于专家型译者,比如《洛丽塔》的重译请了复旦外文系的老教授主万,而《百年孤独》的重译则由北大西语系的后辈范晔担纲。

冯涛坦言,浸淫高校外文教育的学者,除了语言上过硬外,致力于某语种、甚至某一家门的文学研究,使得他们在处理文本的互文问题时,能更好地处理文化背景的差异。“尤其是那类特别难的作家,所谓‘作家中的作家’,除非花很多年的时间进入他的作品,否则翻译真是没办法掌控的。当年李文俊译福克纳就是这样的情况,翻着翻着就成了专家。”

权威稀缺的年代

已在有生之年出版个人译文集的周克希,也难免发出这样的感叹,“以前德语有钱春绮、法语有傅雷,现在这样的权威译者,好像很难数出来了。”

“这很大程度上跟当代的外国文学作者本身也还没有经典化有关,所以目前很难出现人人都知道的‘翻译家’。”彭伦说。现在笔耕不辍的译者中,也有如孙仲旭,专挑即将进入公版期的名作,原作本身的经典化也能助推译作进入经典的快车道。

而现今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年轻译者,从入行之初似乎就注定了与前辈的经历迥相径庭。一面是外界关于文学翻译报酬“见顶”的公论,另一面是他们当中,多有尚未走出校门,就译著等身。他们不再有前几辈人在动荡的政治气氛中火中取栗般的经历,但他们在跨越文化障碍时遭遇着新的漂泊。

现在都柏林大学就读中古英语博士的包慧怡就是其中之一,回想起来她仍讶异于入行时“练级”般的翻译生涯。当年在复旦的课堂上,她惊闻陆谷孙先生言,“翻译不到百万字,休谈译事!”那感觉如一记闷雷,把趴在课桌上听课的她震醒。未承想,走出复旦的校门不到三年,这个英文系毕业生出版的译作早已破百万字大关。

这样的情况绝不是孤例。初入行时,她和她的室友双双被“拉下水”,俩人都属导师耳提面命的尖子,带着自己的名字被初次落上书本的虚荣,也不计较稿酬的高低,埋头间就翻出了好几本大部头。

如今多在豆瓣上建起个人的“译者”小站的这批八零后译者,经营着自己的多重身份:在媒体的专栏作者,甚或在文学圈里一个默默走红的笔名。有心的读者把他们的多重身份联系了起来,才发现,原来书写《异教时辰书》的诗人Blavatsky就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好骨头》)的译者包慧怡;而知名文学讯息博客lily’s blog的主人就是以翁达杰(《遥望》、《猫桌》)的译者张芸。

包慧怡曾在托宾的中国巡讲上巧遇张芸,她们分别担任这位爱尔兰作家巡讲上海、杭州两站时的现场翻译。一个趁着暑假,从爱尔兰的中世纪经卷里被拉回魔都的地面,另一个则是长年漫游于芝加哥、纽约、旧金山的各处旧书店、博物馆、文人雅集。

她们立时意识到了处境有的共通之处:一年到头,绝大多数时间身处原文语境、拥有几乎同等的外文与母语运用能力。但身为译者,他们所要面临的处境是前所未有的:首先必须自决生存的语境,是在原文语境中充当面向中文的输入者,还是在母语语境中充当外文的中介人。

尽管翻译所得对海外生活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补贴,她们于此都意识到,“得有其他能保证活下去的办法,才来翻译才好”,“而每个人追求的是不同的自我满足。”

翻译非是单向的经济回报能够刺激的,但这终究是一门寂寞的活计。当年从数学系半路出家的周克希宁愿相信,“总有年轻人因为实在拗不过自己的性子,哪怕稿费那么低,他还是愿意做这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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